冀商，历史悠久，业绩卓著，特别是在近代经济史上，创造了百年辉煌，成为中国近现代商史中无法绕行的重要篇章。因此，研究冀商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对于塑造冀商新形象，续写冀商新辉煌，有着十分积极而又现实的意义。
　　一、冀商的历史辉煌
　　冀商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四千多年前，生活在漳河流域的夏代的商族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同其他部落的商品交换就比较活跃，成为当时擅长商品交换的民族。
　　后来的“商品”、“   商人”即由这个商族的“商”字而来。战国时期，赵国的经商意识和经商之风较之列国更为浓厚，赵国国都邯郸曾一度发展成为当时国内甚至国际性的市场交易中心。
　　闻名列国、叱咤风云的秦相吕不韦曾经是个大商人，他当年就是在邯郸经商发迹的，后以商谋国，成为政治商人，直至当了秦国的宰相。到汉代，邯郸仍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商业大都市之一。
　　清末民初，冀商达到鼎盛，是中国当时重要的商帮之一。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在近代商贸史上，冀商的构成是多元一体的，曾经有四支在外经商的主要力量，即：在东北创业的唐山“老呔”商帮（也称冀东帮）、沟通俄蒙贸易的张库商帮、活跃在京津保定一带的冀州商帮、享誉南北的武安商邦。这四大商帮构成了冀商的主体。
　　“老呔帮”，主要以唐山市乐亭县籍商人为主。“老呔”，是东北人送给在当地经商的河北商人的“爱称”。
　　据不完全统计，从清朝光绪年间（1875-1899）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乐亭籍商人先后在东北、华北开设的商店和制造业、加工业企业达1000余家；除主店外，一般还都有分号，少则几处，多则百余处；经商、习商之人达10万之众。
　　截止九一八事变前，该县在外经商者总共拥有资金近2亿银元，年创利润5000余万银元，每年向家乡汇款达两千万银元以上。老呔帮”曾一度开起了东三省最大的大车店、最大的同记商场，甚至以“京东刘家”的“益发银行”为蓝本奠立了中国金融业的雏形，在东北黑土地上演绎了“无商不乐亭”的传奇。
　　“张库帮”，主要是以束鹿、深州、饶阳、辛集、南宫等地的商人为主。他们将目光聚焦在那条起于张家口、终于蒙古乌兰巴托（库伦）的商贸大道，即电视剧《大境门》中商人王瑞昌押车行走、路遇劫匪的“张库大道”。
　　这条古商道在汉唐时代就已形成，但真正兴盛则是在清顺治元年——清政府修筑大境门，对蒙、俄贸易全面放开。当年的“张库帮”主要是往蒙古运销烟、酒、茶、糖，以及蒙靴、小量的茶砖、褡裢布、烟袋杆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细货”，如珊瑚、玉器等。
　　到了那边，通常都是搭帐篷，等着蒙古人来交换货物。一般都是以货易货，用带去的生活用品，换回蒙古的牛羊马匹等。
　　据史料显示，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河北商户，清初有80家，道光年间达260家，同治年间增至1027家。
　　到了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有1500多家。当年，“张库大道”最高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冀州帮”冀州人自明代开始外出经商，逐渐形成了幼年读书，长大后经商的传统，清末民国年间，当时全国的二十二个省无一处无冀人之行踪，到1947年在外经商人员达4万多，占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在北京经商的冀州人从事书业较多，仅在琉璃厂开店铺就有一百多家，在保定许多冀州商人作为自己经营的重要根据地与转运地，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天津，冀州人活跃在布匹行、五金行、文具行，甚至把他们称为天津卫里小冀州。
　　“武安商帮”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气。“武安商帮”在史志里的最早记载见于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彰德府志》：“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虚妄不居货。
　　就是说，所有的村镇都有商业，所有的房屋都在储存货物。据民国《武安县志》记载，民国24年，武安在外经商的多达1950余家，从业人员25000人，再加上在本县经商的370家，总计2320家。
　　这些商家，所设商号遍布于东北三省、内蒙、宁夏、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18个省区，并按地域分为关东、河南、冀晋、热察绥、山陕甘和苏皖诸帮，实为中国发展史上所罕见。
　　我认为，冀商的历史辉煌不仅在于开发东北，沟通外蒙，惠济京津，物流天下，也不仅仅在于开创经营了不少驰名中外、百年不衰的“老字号”以及独具特色、备受称赞的名牌名品，还在于它为推动和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大家知道，过去徽商、晋商大都热衷于“官政结合”，为经商开道。徽商“一手抓银子，一手抓子”。晋商有清赐八大皇商，拿着龙票做生意，八面威风。但冀商却不谙此道，认为“交官穷，交客富”。然而，历史际遇，风云变幻。
　　十九世纪末，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官本位”的徽商、“汇通天下”的晋商，虽然很富有，但他们的资本运作方式，仍然是与封建主义经济结构相协调，其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未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所以，只能伴随着封建经济的没落而没落。
　　而冀商却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们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了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因而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获得了新生，并且大展宏图。
　　特别是以“益发和”掌门人孙秀三和现代商业改革家武百祥为代表的呔商，将商业资本成功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形成了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实体。
　　因此，冀商一度挺拔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近现代商史中无法绕行的重要章节。
　　二、冀商文化植根的丰厚沃土
　　商帮是商人以地缘、业缘与血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松散群体。一个地区能否出现强大的商帮，是由该地区的地理、历史、交通、机遇、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凝铸而成的。
　　特别是商帮文化，是长期的磨合、培育、提升而形成的，它是一个商帮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是商帮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也是核心竞争力。
　　河北位处南北交会、东西交融之地，邯郸、邺城等地又曾是多代帝王之都，十分繁华，冀商的形成便在情理之中了。
而百年冀商之业绩辉煌，对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影响之巨大，则是与冀商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的。
　　从商贸文化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商贸文化无不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晋商、徽商、冀商都崇尚艰苦创业，诚信为本，抢占商机，造福桑梓等等。
　　同时，不同的商帮还因其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比如有一种说法：晋商视经商为“命”，为改变命运豁出命去干；徽商视经商为“路”，即抵达理想的通道；冀商视经商为“事”，专心做事，只求无愧于心。
　　还有一种说法，经商赚了钱之后，“山西人盖房，徽州人修牌坊，山东人存粮，河北人讲排场”。就是说，冀商好面子，做人大气、豪爽。过去河北人管山西人叫“老西西”，而山西人管河北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情直爽，顺理直言。
　　冀商文化的形成，不仅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更深深地打着燕赵文化的烙印，燕赵文化是形成冀商文化特质的丰厚土壤，也可以说是冀商文化的根。因此，讲冀商文化，不能不说燕赵文化。
　　燕赵大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人杰地灵，文化灿烂。
　　燕赵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它同三秦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乃至巴蜀文化等，是构成中华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之燕赵，同为战国七雄，疆域辽阔，毗邻而居，习俗相近，有着共同的文化区域特征。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就有以下两点：
　　其一，勇武任侠、慷慨悲歌。
　　早在战国末期，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一曲“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流唱，彰显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风骨。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作了这样的明确的评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当然，荆轲的侠义之气，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其重信守诺，舍生忘死，刚烈悲壮的风骨是值得称道的。
　　在其后几千年发生的封建割据的兼并战争，辽、金、元、清入主中原的战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以及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乃至抗日战争中，勇武任侠、刚烈悲壮、重信守诺、视死如归的燕赵人文精神不断得到锤炼、强化与升华。
　　在今天看来，勇武任侠、重信守诺的人文精神，已成为了燕赵文化的遗传基因，其内涵就是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的风骨，诚信守诺、不欺其志的品德。
　　其二，宽厚包容，敦厚豁达。
　　燕赵处于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地。早在战国时期，长城内外就胡汉杂糅。赵武灵王时期幕民迁徙塞下，屯田筑城，加强边防。
　　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又幕民十万口徙于朔方。此后，历朝历代的大量移民，使燕赵成为了民族大融合之地。
　　在长期以来血缘与文化的融合中，燕赵人文精神形成了宽厚包容、敦厚豁达的特性。
　　在燕赵文化中赵文化更为厚重。赵国自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国力大增，兵强马壮，是当时唯一能够与强秦抗争的强国，所以赵文化留传下来的东西比较多。
　　比如，邯郸是全国著名的成语典故之乡（据说有二三百条之多），成语典故在赵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标志性意义，充分体现了古赵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在邯郸工作时，曾就赵文化的精髓进行过一些粗浅的思考。我认为赵文化作为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胡服骑射”，开改革之先；二是“负荆请罪”，兴团结之风；三是“奉公守法”，立治国之道；四是“开源节流”，定兴邦之策；五是“毛遂自荐”，倡用人之典；六是“一言九鼎”，明诚信之理，等等。
　　这些成语至今仍富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它不仅是冀商文化植根的沃土，也是古赵文化留给子孙后代的瑰宝和财富，应该倍加珍惜。
　　三、冀商文化的深刻内涵
　　冀商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燕赵文化在冀商前辈们经商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正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样，冀商文化也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如同燕赵文化地域特点明显一样，冀商文化也有着鲜明的特质。
　　我认为冀商文化的深刻内涵集中体现在一个“义”字上，概括地讲可以用十二个字表达：“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具体表现，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情尚义，以义取利。
　　经商中的义，讲的是信誉，是商业信条、规则。良好的信誉可以形成稳定的事业网络，也是一种无形的经商要素.在河北人的性格中，自古以来便渗透着“义”的精髓，至今河北人重情尚义也是出了名的。
　　冀商秉承了燕赵文化中“义”的精髓，心态平和，专心做事，不欺不诈，不赚昧心钱，不做亏心买卖，不因利大而忘义，也不因利小而失信，坚守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
　　保定帮的商道就是义利并举，讲的是四义：诚“义”——选料认真，一丝不苟；严“义”——量才使用，防止“裙带风”；礼“义”——有一套传统的礼貌经销方法，视顾客为“上帝”；仁“义”——重视职工待遇和福利。
　　京东刘家合德堂有位女掌门刘张氏，她出身经商世家，从小就受家道家风的影响。有一年各商号掌柜来东家报账，有几个商号因投机倒把用不正当的手段赚了大钱，报完账等着东家赏赐。没料到刘张氏却说：“给我把那几个赚大钱的商号关掉！”语惊四座，大家不知东家何意。
　　刘张氏接着说：“你们的钱是靠投机倒把赚来的，我不喜欢投机倒把的买卖。”刘张氏虽女流之辈，却深明经商之大义。
　　在日伪统治时期，呔商保持民族大义，顶住各种压力，与日、俄展开商场竞争，尽力保护民族资本工商业，更令人敬佩。
　　义与利既矛盾又统一。只讲义而无利，与经商目的相悖；而见利忘义，只能谋蝇头小利，不会有大的作为。义可以达利。重义不轻利，重利不忘义，是冀商的突出特征之一。
　　（二）以德养利，以利行义。
　　过去有种说法：低等商人争利，中等商人取利，上等商人养利。不同的商人有着不同的思想境界。古人云：“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冀商具有宽厚的德行，又具有豪侠仗义的情怀。他们急公好义，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赈灾义捐、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义举，不胜枚举。
　　呔商杨焕亭是长春日升客栈经理，被世人称为商界侠士。他在事业上克勤克俭，对自家勤俭有加，而助人为乐却慷慨大方，豪侠仗义。乐亭县志称他“好善乐施，梦寐不忘” 。
　　他的独子杨扶青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慈善家。呔商刘林阁在他的自述中写道：“小子愿将所赚之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兴办学堂，造福于民。
　　我宁愿为社会做贡献，不为儿女当马牛。”上世纪初，呔商在东北三省及家乡乐亭大力捐资办学，业绩斐然，影响深远。
　　 呔商武百祥是现代商业改革家。在他著的《大罗新商店政策》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要把经商做为道德事业来做。”他要求从经理到员工都要“做道德人”，“做道德事业”。
　　并且还制定出具体的道德标准，如，不伪造，不投机，不欺诈，守规，守法，爱国等内容。从武百祥的言行看，他的经商之道已达到了至高境界。
　　（三）诚信守诺，和睦经商。
　　冀商秉承了燕赵人“一言九鼎”、诚信守诺的侠义风格。被誉为商界侠士的呔商杨焕亭，以自己“日升客栈”为抵押，曾为一百多人担当“铺保”。
　　后来，由于日俄战争和清政府腐败，货币贬值使他的企业赔了巨款。但他信守诺言，即使倾家荡产，也决不失信于担保。冀商又崇尚和谐，奉行和为贵，和气生财之道，重视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
　　呔商武百祥制定了和睦经商的“四利”原则，即：“利顾客、利公司、利劳资、利同业”。他主张以顾客为上，以商品质优为胜，以诚信为利器，公平竞争。他首倡“言无二价”、“明码标价”的文明经商之风。他还在自己“同记”工厂悬挂起一块“劳工神圣”的大牌子，以改善员工物质生活为己任，正确处理劳资关系。
　　（四）以人为本，文商并举。
　　老呔帮的商人们大都是贫苦出身，不少还是文盲。在经商实践中，他们都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因此在经商发迹之后，纷纷立下誓愿，决心捐资办学，让故乡的子孙后代不再受没有文化之苦。
　　呔商武百祥提出：“公益要丰，私用要廉，捐资办学，培养英才。” 1904年,“京东第一家”刘家兴办刘氏私立第一中学堂，开乐亭县私人办学之先河。
　　民国年间，乐亭掀起了商人捐资办学的热潮，先后捐资办了164所中小学。在冀东一带，乐亭县素有“文化县”之称，这与当年商人捐资办学是分不开的。
　　商人办学，特别注重传统文化与商贸文化的结合，不仅注重道德精神教育，而且更注重商业知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商业人才。武百祥还在企业内办精神培训班、商业知识培训班，并在东北兴办商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五）与时俱进，革故鼎新。
　　十九世纪末，正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之际，徽商、晋商随着封建经济的没落而衰败，而冀商却达到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晋商在东北的地位被呔商取而代之，这与冀商在经营中不断创新理念、创新组织方式、创新经销策略等是分不开的。
　　呔商武百祥立志改革中国旧商业，亲自出国考察，学习和借鉴外国工商业的先进经验，大力倡导文明经商之风。
　　1936年京东刘家的“益发合”与武百祥的“同记”企业率先推行股份制，开创了旧商业改造的先河。
　　他还提出了商业改革要“随时代以相演进”的观点。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很具有前瞻性和改革勇气。
　　“武安商帮”当年在经营管理上的许多方面则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颇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普遍实行了股份制、掌柜负责制、顶人力股制等制度，这些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雏形。
　　如股份合作制，一本《万金账》将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下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效地解决了一家一户资金和管理能力的不足，便于亲朋好友筹集资金共图大业。
　　“掌柜负责制”又称“东伙合作制”，其本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实行东伙合作制后，企业便可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有智者施智，有能者显能，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使各种人才都能在企业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同时也可使每个人以自己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做的贡献而得到相应的报酬。
　　“顶人力股制”，是分配制度上的创造和进步。它是指在商号中，除了东家之外，掌柜和企业中的资深骨干人员均可以其为企业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做的贡献，按规定比例折算成股，按股分红，并且不承担亏损。
　　他们的股份，依据资历、能力、贡献等进行不断调整增长。顶人力股制的魅力在于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力和主人翁的态度和精神，同时也为资本的增值、商号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冀商文化的这些深刻内涵，其实就是冀商的价值观、经商观，就是冀商所奉行的“义利相通”的商道，它回答了为什么经商、靠什么盈利、赚了钱干什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四、大力弘扬冀商文化
　　冀商的百年辉煌已经终结于时代的变迁之中，淹没在沉睡的史诗里，但在百年辉煌中所形成的冀商文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当今社会，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现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的核心软件。同样，商帮文化也是商贸经济发展的核心软件。冀商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冀商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
　　衷心希望冀南商会要大力弘扬冀商文化，深入研究冀商兴衰成败的原因和规律，准确把握冀商传统文化发展的深刻内涵，努力汲取冀商传统文化的精髓，承继冀商的诚信风范，以诚为本，重信守诺，更好地服务社会，惠及人民。
　　要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革古鼎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发展理念，使冀商文化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创造冀商新品牌，塑造冀商新形象，续写冀商新辉煌，努力做好以文化发展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
(作者系河北省原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